当事务处在不断的重复之中时，时间的流逝总是飞快的，自秋入冬，刘承祐的日程也越发规律起来，就在不断地察阅、批复、处置各种相类的军国事务中度过的。有些繁累，但乐在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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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荆湖平定之后，大汉国内的局势，整体偏安，外无边患，内无灾害，一切风平浪静。整体政策上，又开始休养生息，缓解战争带来的影响。
这些年大汉朝虽则越发向安，但几乎无岁不战，回顾一下，大汉立国的这九年，战争始终是其主旋律。对内镇压叛乱，对外开疆拓土，虽然都大获其胜，但战争的背景下，对百姓的生活，绝对不是良性的。
每逢战，必广征民力，军前效力，再加朝廷的工程也不少，修城、筑路、开渠、治河......可以说，到乾祐八年为止，大汉盛况之下，仍不免军民疲乏。连续的战争胜利，难掩背后的疲敝。若到地方上走一走，会发现，当今天下的大汉百姓，日子仍旧很苦，离“温饱”尚有差距。
只是与以往的动乱相比，国内的情况始终保持着稳定，政局平衡，藩镇剪除，再加刘承祐当政的朝廷，不时调整着政策，逐步缓解、释放着百姓的压力与怨气。
另一方面，宣慰司这个朝廷的喉舌机构，开始逐渐发挥其功能，对大汉天子长年累月的赞誉歌颂下来，还是起到了蛊惑安抚人心的效果。对于底层的百姓而言，只要还能活得下去，就没有造反的必要，再兼朝廷几次大规模救灾济民的行动，也着实收割了不少民心。
入秋以来，朝中最大的变故就属“郭氏风波”了，但那也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上，影响虽大，但动静却小。另外，便是全国的刑狱清查了，三个月来，在朝廷专使与地方官吏的配合下，共计清理了上万件狱讼，其中涉及人命大案两千余起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也处置了上百怠政、恶政的职吏，地位高者累及州府及道司大吏，并牵扯了几名朝中官员，其中刑部侍郎被拿下了，宰臣李涛、范质都受到了刘承祐的责训。这也是刘承祐对吏治的一次整顿，最初下“清理刑狱诏”时，估计就存着此心思。
同时，经过一系列繁琐的讨论、落实，大汉新道州政制出台了，河北、河南、京畿被划为五道，分别为河北西道、河北东道、淮北道、京畿道、畿南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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